2025年12月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课程《考古学研究》暨“考古所长讲考古2025”系列讲座第七讲在北京大学考古楼A座101室举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浙江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方向明应邀作题为《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的学术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宋殷主持。
浙江省陆域面积约10.5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陆域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地貌又以山地丘陵为主，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然浙江濒临东海，具山海交汇之利，所辖海域面积达26万平方公里，陆海合计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总体规模颇为可观。在浙江广阔的海域之上，还分布着众多的岛屿。全国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中，浙江拥有2878座，其中有常住人口者超过200座，是中国岛屿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省份。
浙江是我国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最为完整、连贯的区域之一——从上山文化，到河姆渡文化，再到良渚文化，呈现出一条清晰且连续的早期文明演进脉络。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浙江在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也积淀了丰富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浙江省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1处，数量居全国第四位。固然，与陕西、山西、河南等传统文物大省相比，浙江的遗存质量和完整程度或有不及，但因能够反映区域文化特色而具有独特的价值。
早在2005年7月，时任省委书记的习即部署实施“八项工程”，建设文化大省，其中的“文化研究工程”形成了系列成果文库。习在总序中写道：“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论述不仅立足浙江，亦对全国的区域文化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2020年的“9.28”重要讲话中，习进一步阐明了浙江古代文化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所产生的创造性影响，如最早的独木舟、漆器、丝绸等发明及稻作农业、茶业起源等，都与浙江史前文化密切相关。
习任省委书记时还曾指出：“浙江文化中富有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历史的源头。”在第三届良渚论坛（2025年10月）上，省领导则将浙江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典型”。这既是对当代浙江的期许，亦是对浙江厚重历史的呼应。
浙江现古学事业发轫于上世纪三十年代。1936年5月31日，在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支持下，西湖博物馆对杭州古荡遗址进行了试掘，所刊布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由蔡元培先生题写书名。受到此次试掘的启发，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得到时任馆长董聿茂先生支持后，于1936年12月开始对良渚遗址的首次考古试掘，后发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此为浙江境内现古学之肇始。
195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实际的考古工作仍由华东区的华东文物工作队负责，其队部设于南京博物院，总管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江西等地工作。1954年华东大区撤销后，浙江的考古工作始由省文管会独立承担，很快开始了湖州邱城、钱山漾等遗址的发掘。1957年3月，《浙江省考古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编制通过，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一早期学术规划具有高度前瞻性，几乎涵盖了目前浙江文物考古工作的所有主线年前后，浙江省文管会同浙江省博物馆合署办公。1972年前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各地新修公路、工厂、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陆续展开，一批古墓葬、古遗址在此过程中被发现，推动了考古工作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正式成立，初始编制40人。1986年，单位更名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并扩编至60人。近年来，国家对文物考古事业高度重视和支持，浙江省考古所编制陆续增加，目前核定编制达到180人。
机构业务范围兼及地下考古与地面文物保护，下设史前考古、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科技考古研究室、项目部等多个部门。现有在编人员116人，其中从事田野考古一线人，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27人，专业技术人员占比高，队伍结构较为合理。人员来源日益多元化，近年通过招聘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人才，其中科技考古领域尤为突出。科技考古是机构多学科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2002年，浙江考古所率先在国内成立省级科技考古室。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十四五”期间加快引进对口专业人才，目前已形成拥有十多个方向、二十余位科技考古专业人员的团队，在植物考古尤其是稻作农业起源领域、遥感考古等方面具有国内引领地位。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目前已进行至二期工程，总建筑面积达三万余平方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还将在此共同组建严文明先生纪念室，既是对前辈的缅怀，也是对浙江考古人的勉励。
目前已有三项由浙江省考古研究所主导的研究项目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分别为：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2020-2025）、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2023-2032）、吴越国考古研究（2025-2029）。除此之外，机构每年还开展约10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和大量基本建设考古，以前者为学术抓手，以后者为学术推手，共同促进机构学术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浙江旧石器时古最早的成果是1974年发现的“建德人”牙齿，但随后开展的工作不多且较为零散。本世纪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森水研究员同浙江考古所合作，于浙江北部开展有目的的系统调查。凭借对砖瓦厂取土区域的敏锐排查，很快在长兴、安吉等地取得重大突破，发现多处旧石器地点，填补了浙江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缺环。但遗憾的是，迄今未在浙江发现确切的洞穴遗址。反观邻近的江西省，清江盆地的新近调查发现15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密集程度启示我们，在浙江农业文明起源已追溯至1万年前的基础上，这批早期人群的来源问题可能需要放眼省境以外，乃至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来寻找线索，其迁徙网络与演化适应可能比想象中更为复杂。
浙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距今万年左右的上山文化，到距今约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稻作农业社会的发展史和稻作文明的演进史贯穿始终，伴随的是聚落形态与结构的变迁和观念信仰体系的塑造。1999年梅原猛与严文明先生对谈长江文明的曙光时提出的“稻作农业文化复合体”概念，时至今日仍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稻作农业社会不是单一的稻作农业经济形式，除稻作之外，还有陶器、玉器、养蚕业、丝织业和漆器，都是东亚文化和东方文明的重要内容，需综合纳入文明演进的框架当中讨论。
近年来，衢江皇朝墩遗址的发现为研究早期稻作社会提供了关键材料。该遗址因衢州机场建设工程而被发现，主体由2处台地和1条环壕组成，总面积约7万平方米，格局清晰，规模宏大，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上山文化遗址。浮选结果显示，环壕东侧区域水稻植硅体密度极高，并保存有垄坡结构，确认为约1.5万平方米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时期的水稻田遗存，实证了新石器早期大规模水稻种植行为的存在。遗址周边还存在古河道、古水塘、排水沟等遗迹，构成了完整的水利网络，聚落考古成果指日可待。
与之类似，入选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重大发现的仙居下汤遗址首次揭露了上山文化时期土台林立的新型聚落格局，是上山文化遗址群乃至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最为清晰的定居村落之一。遗址存在内外两重壕沟，内重壕沟形成于上山文化时期，沿用至跨湖桥文化时期，外重壕沟为好川文化时期，环壕南部未闭合，推测可能存在通道。壕沟环绕的中心台地上发现十余座上山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土台，土台上往往分布有成组的器物坑，另发现房址5处，高等级墓葬3座，食物加工场所1处，“红烧土广场”遗迹1处，以及沟槽、沟渠、道路等遗迹，初步呈现了万年下汤远古村落的图景。
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简单田垄，到良渚文化时期使用木桩等构造加固基础的坚实田埂和带有灌溉系统的规整稻田，稻作农业管理技术达成了从初步干预到系统化、精细化的飞跃。嘉兴马家浜遗址的考古工作则揭示出约6000年前，居住区与稻田区面积大致相当的聚落格局，为其他遗址依据考古勘探成果估量遗址规模提供了重要参照。这些发现表明生产区域是聚落考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针对史前农业社会的研究视野需从环壕内的“居住空间”拓展至环壕外的“生产空间”，不断更新聚落考古的理念与方法。
同稻作生计模式相伴生的，是早期农业社会的观念信仰体系。上山文化彩陶中已出现对天穹和太阳的描绘，跨湖桥文化陶罐上绘有明确的“太阳纹”，“日乌”则进一步构成河姆渡文化的重要载体，都反映了原始的太阳崇拜。至良渚文化，玉礼制文明逐渐形成体系，从其代表性器物玉琮的结构、构成元素、最终发展来讨论其形而上的内涵，都与中国古代宇宙观高度契合，与中国文明的礼制本质息息相关。严文明先生所言“良渚文化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其深意或许正在于这种精神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辐射与渗透。
浙江史前考古近年在以云和、庆元为核心的浙西南地区取得重大突破。浙西南山地丘陵区域是浙闽赣三省文化交融的关键枢纽。2021年以来开展的“全区域、全时段”系统调查，新发现该地区先秦时期遗址近700处，初步构建了浙西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序列，填补了浙西南地区先秦考古的诸多空白。入选2024年度浙江省十大考古重大发现的云和显圣湾遗址为一处好川文化中心聚落，高等级墓葬居岗顶、低等级墓葬分布坡下的布局，揭示了新石器晚期浙西南社会的明显分化。南岗高等级墓地中，53座墓葬排列有序，出土近700件随葬品，其中M8、M23墓葬面积达22至24平方米，规模在全国同时期墓葬中十分罕见。
与此同时，浙江史前手工业考古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德清县中初鸣一带发现了一处良渚文化晚期的制玉作坊群，面积近百万平方米。其产品多以蛇纹石为料，主攻锥形器、管珠等“低端”玉器，暗示当时存在大规模、分层级的玉器生产与消费网络。盐业考古成为浙江史前考古新的学术增长点。舟山群岛制盐遗存发现密集，在本岛、岱山、金塘等地都存在制盐器具和盐灶等遗存，年代最早者可追溯至良渚时期，最晚延续至东周，证明舟山群岛在距今三千年左右已成为重要的海盐产地。
越文化是浙江商周考古的核心。近年取得的一项突出成果是湖州毘山遗址。在进行过多次配合基建考古后，该遗址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发现了围绕毘山山体的一圈环壕，并在麻雀田地点发现了晚商时期众多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基址；环壕之外还分布有众多聚落点和水系系统。遗址从崧泽文化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晚商时期聚落规模达到最大，成为东苕溪流域乃至太湖东南部地区的中心性聚落。
对西周时期先越古国“姑蔑”的考古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如衢江云溪孟姜村墓葬规模宏大，并出土“人字形”木椁的国内最早实例，很可能为姑蔑王陵；衢江云溪庙山尖也发现高等级墓葬，出土西周青铜车马器为浙江首例；与二者距离不远的石角山古城则是浙西地区发现的第一座古城址，可能具备都城性质。温州杨府山发现的西周中期贵族土墩墓是瓯越文化的典型遗存；黄岩小人尖祭祀遗址则在反映百越文化面貌特征的同时，揭示了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动。
关于东周时期越国，安吉古城是该时期浙江保存最好的古城之一，目前已经完成对其外围大型贵族墓地“八亩墩”的完整揭露，共发现1座大墓、30余座祔葬墓和1处超长器物坑，共同构成早期越国王陵区。战国时期越国遗存除绍兴城区外主要位于平水盆地，发掘了印山越王陵“木客大冢”。印山王陵“人”字形墓室结构等特征，体现了越地最高等级的葬制，其墓室营建技术，尤其是巨型枋木的吊装与榫合以及整体髹漆工艺，当属先秦越地的典范。此外，基本建设考古发现的绍兴大湖头遗址，是浙江首次大规模揭露的越国时期大型聚落，清理建筑基址、灰坑、灰沟、水井等遗迹500余处，发现干栏式建筑基址及竹编井壁的水井等，极大丰富了对越国基层聚落社会生活图景的认识。
此外，浙江商周考古还须要有“百越考古”的视野，将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展开纵向考察的同时，将越地早期社会的演进置于南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更宏观的地理区块当中考察。
此时期考古材料相对零散，城址材料比较缺乏，同时由于砖室墓流行且易被盗扰的特点，保存完整的墓葬数量也相对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土墩墓”概念的提出，即汉代沿用或新筑土墩，于其上集中营建多座墓葬，形成家族或社群墓地。这种葬俗在浙江、湖南、山东等地均有发现，一度成为浙江汉古的主题之一。
以陶瓷考古为重心的手工业考古构成浙江汉六朝考古的另一重要内容。浙江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上虞、湖州等地的窑址考古表明，至迟在东汉中晚期，浙江已能稳定烧造青瓷器。湖州三湾东汉窑址甚至发现了釉陶与青瓷同窑合烧、以及专门烧制低温釉陶的小型窑炉，揭示了早期瓷器生产工艺与组织的复杂化。
吴越国考古以杭州、临安地区为中心，已知的相关遗存有吴越康陵与钱宽夫妇墓共同构成的吴越宗室墓葬群、由吴越国王钱俶为供奉舍利而建的雷峰塔遗址、由钱弘创建资贤寺时所雕凿的杭州慈云岭造像等。目前吴越国考古的重点聚焦于临安“衣锦城”的勘探与发掘，已清理出城墙、城门、护城河、城内道路与建筑基址若干，对吴越国都城的整体认识逐渐清晰。
南宋考古近年取得较大收获的是绍兴宋六陵，先后组织发掘了四座陵园遗址，初步复原了南宋帝陵上、下宫的具体结构与宏大布局。考古发现表明，南宋帝陵制度基本延续北宋皇陵传统，反映了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2016年发现的绍兴兰若寺南宋墓葬是目前发现的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高等级墓地，至少由四级大台地构成，包括与南宋帝陵单独建设的用于日常祭享和守陵人居住的“下宫”具有相似意义的院落建筑区、用于祭祀的高等级建筑区和主墓分布区。墓葬主室疑似被仇恨性盗毁，或为宋理宗之父赵希瓐的追葬王陵。
城市考古方面，对南宋都城临安城（杭州）的考古工作持续进行，包括城墙、皇城四至、城门、河道、街区、地下引水设施等的发现与研究，对当时“世界最繁华都市”的规划建设与景观的认识不断深入。湖州子城遗址清晰保存了唐五代、北宋、南宋三个时期叠压的城墙与城门，是江南地方行政中心城市的重要考古实例；嘉兴子城遗址除发掘出五代城墙外，其内部还勘探出了礼制建筑区、官署区等功能分区，为研究唐宋时期州府衙署布局提供了宝贵资料。但城市考古遗址多规模巨大、扰动因素较多，且面临着古今叠压型城市的现实困境，考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陶瓷考古方面，浙江陶瓷考古发展序列完整，从德清亭子桥战国原始瓷窑址，到汉代龙窑遗址、唐代上林湖后寺岙窑址，再到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龙泉大窑枫洞岩明代官窑遗址，关于浙江陶瓷技术谱系、技术溯源、官窑制度、窑厂生产组织、功能区划等问题的研究已全方面展开。如上林湖荷花芯窑址作为越窑核心遗址，首次揭露了包括房址、辘轳坑、釉料缸在内的大规模唐宋作坊遗迹，完整展现了当时的窑场布局与工艺流程。黄岩沙埠窑址则以保存完好的长龙窑遗迹展现了北宋中晚期的鼎盛生产图景，其融合越窑、龙泉窑及北方定窑、耀州窑等多种工艺风格的器物，更实证了当时南北方制瓷技术的广泛交流与传播。
此外具有特殊价值的考古收获，如嘉兴东塔寺遗址的发掘，揭露了北宋时期为应对软土地基而创造的独特塔基营建工艺。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通过自江向陆的叠压关系清晰揭示了瓯江南岸自然淤积、古代城市边界逐步向江中扩展的历史过程，发现的古码头、配套设施及出土遗物，为研究古代船舶技术、贸易路线及温州“千年商港”的历史地位提供了直接证据。南星桥捍海塘遗址是五代吴越国时期为抵御钱塘江潮汐而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展现出中古沿海城市应对“人地关系”的技术创新能力。
当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致力于争创“全国重点考古机构”。相较于中央级科研单位与重点高校，地方考古所面临着基本建设考古任务繁重、国际合作深度有待拓展等挑战。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未来将本着“坚守田野、面向社会、实事求是”的宗旨，继续在扎实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强化科技融合与人才培养，深化学术研究推进的同时，积极让考古成果惠及社会，通过出版、展览、新媒体、遗址公园建设等多种形式，传承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
最后，方向明所长向在座同学宣介了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着意建设“青年友好性考古机构”，具备优越的硬件设施条件，与风清气正、积极奋进、团结和谐的团队氛围，并对同学们的未来求职意向表示欢迎。
